他来到省会后迎来的第一个最难熬的时期是节。临近节时这座城市差不多就已经空了一半，大量的外来务工者纷纷返乡与家人一起度节，可他甚至连回都不敢回，怕杨言再找到他。他想去保国寺看看父亲和陶醉也没办法。为了填满内心的空虚，他主动表示节可以留守单位加班。同事们都很讶异，以为这个小伙为了赚三倍的加班费连家都不了。只有他自己知，大年三十的夜里独自守在机房里看窗外的焰火，这觉是多么凄凉。

“啊？他有没有说他叫什么名字？”陶林很是纳闷，他可不觉得他在这里欠过谁的钱。

“哦，叫杨——杨言，好像是这个。”保安回答。

陶林的脸唰的一下白了。他把鼠标一扔，跌跌撞撞地跑了机房，搭电梯一路下了楼，来到一楼大厅

节过后，台里的领导突然找到他，问他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个广播故事节目的录音。这个节目就是找个人来读，把文字变成有声版，先录好了然后每天定时播一段。为了维持听众的新鲜，节目组不能总找同一个播音员来朗读，于是台里的播音员都了个遍，最后领导想起陶林以前毕竟也是播报过新闻的人，便问他要不要试试。

照本宣科可要比他之前主持歌节目容易太多了，陶林心想，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。结果节目组分给他的两一是恐怖故事，一是讲国共内战的大型历史剧，这挑战有难度。里的角有男有女有老有少，都需要他一一揣情和语气。为了不辱使命，他一有空就拼命练习，直读得燥，整个人都要神分裂了。

夏天一到，南方很快就酷暑难耐，间或夹杂着几场台风，每天不是烈日当就是狂风骤雨，让上班族早晚行时吃尽苦。一个闷沉的午后，陶林正在常年低温的机房里剪音频时，一个保安突然跑来对他说：“电台楼下来了个男的，大吵大闹说要找你，还说你欠他东西不还，我们的人已经把他拦住了，你看看你要不要见他吧。不然我们就打算报警了。”

前习惯了万大事都有人手相助的生活，现在要像陶醉说的那样“自己一个人活下去”，这才是时常让他到挫折的。最初的一段时间里他还经常会在午夜惊醒，觉杨言又杀到自己边了。时间长了，他才能够相信他这下终于完全切断了和那人的一切联系。在这个城市，他举目无亲，也没有朋友，就把力全投到工作当中，得十分卖力。他并不喜这个城市，这里的老城区肮脏而杂，本地人的排外心态也很明显，公地铁似乎无时无刻都挤得满满的。不过他现在也算是在这里站稳了脚跟。

陶林和同事们保持着友好而冷淡的关系，他没有向任何人透他的世。可能是省会电台里凭关系来的人本来就不少，单位领导和同事们也没有对他投以白，这让他很庆幸。他也不想和其他人争什么功，只要守住前这份工作，一辈也就足够了。

录音室时他到有些怀念。录来效果还不错，让他很满足。然而年初国内发生了大事件，大众传媒的焦全集中在事件上，娱乐节目统统让，他录好的那几期直拖到六月份才播，所幸播后收听率还算可圈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