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嗯，她家把她的床给她的3个弟妹睡了，她回来后，他爸说她要么睡床底下，要么站着睡。”那天接到张曼红来信的张可茜正好去张家，这话她是亲耳听到的，“床底怎么能睡人，正好我和我们厂房的李师傅特别熟，我打电话和李师傅一说，他也可怜曼红，就让她在房里打了地铺。”

2半是午工；午工完了就是午饭时间，而下午1到5则是晚工时间。社员们只有满这3个工时，才能得到全的工分。所以，张曼红她们拼着命满一天才能赚5个工分，也就是25分钱。即使女知青们力吃得消，她们也往往不能满全天——村里没通电，她们得趁着白天里有天光，洗衣、挑、饭、菜……

两个月后，张曼红家里才给她回了信，信里附了5块钱的汇款单。那信是她的三弟写的，说家里为了给她寄钱，得勒腰带过一个月了。那之后，觉得自己没用的张曼红能不给家里写信就不给家里写信，苦熬着又过了一年。

“所以，曼红现在睡在你们棉纺八厂的房里？”陶小霜。

说完这些

任凭张妈怎么骂。张曼红咬着牙就是不答应留在吴兴治病，她瞒着张妈和来探病的知青借了钱，又托人买了火车票。等到火车发的那一天早上，她才告诉了张妈，张妈听了大怒，说就是回了家也没她睡的位，更别指望家里她的饭钱；张曼红哭着说，我早就有心理准备了，然后她就杵着拐杖一个人上了火车。

张曼红去棉纺八厂的第三天，张妈回了上海，她和张爸来了一趟房，给了大女儿30块钱，让她赶回吴兴去,至于治病的事他们只字没提。

信寄后没多久，张曼红的妈妈就来了角岭。她带来了50块钱，本以为足够用了，镇医院的医生却说最好让张曼红回上海治疗——张曼红断的是左半边的锁骨，很不容易长好，最好去能照X光的大医院治疗。

今年10月份，她在山间的小上挑，一时不慎了脚，从半山坡了下来。了一路，到山脚时她已经昏了过去。这次意外事故把她的骨摔断了一，全上下的也摔坏了不少。队的知青和公社的社员一样，看病是要自己掏钱的；张曼红无分文，知青们凑了20块钱才把她送去了镇医院。这样一来，张曼红只能给家里写信了。

回上海治疗，那得多少钱，张妈心里直犯难，就和张曼红说，她留在吴兴治疗更好。负责的医生早就和张曼红说过了，锁骨要是长不好，她以后就是个低肩了。张曼红可以为家里吃苦，但她不愿意因为明明可以治好的骨伤而变成残疾，所以她没答应张妈的要求。张妈很生气，骂她太气了，既然都了队，就该向贫下中农学习才对。

而这就意味着女知青们每天的收大概只能维持在2左右，这钱本就不能饱腹，更谈不上吃什么的了，所以分到角岭队两三个月后，女知青们就用完了随带的钱，不得不开始给上海写信，向家里要钱。张曼红家里负担很重——她爸妈生了8个孩，最小的妹妹才3岁，作为长。她张不开要钱，了半年，因为太缺乏营养，公社的双抢结束后，她的两个小浮起来，一直消不下去，实在没法了，她才给上海写了信。